南京照相馆的故事原型

近期，电影院热播的国产影片《南京照相馆》在全国热映。该电影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为题材。殊不知该题材是根据真实的历史而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随后日军所到之处，对放下武器的军人、无辜的平民滥施淫威，杀人、强奸、纵火、抢劫……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惨绝人寰的暴行，南京大屠杀持续一个多月，遇难者达30万人。

罗瑾

在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   一位叫罗瑾的14岁少年跟随全家躲进外国人设立的收容所，收容所是外国人在南京城内设立了“国际安全区”，罗瑾全家就这样幸运地逃过大屠杀。到了1938年1月，为了糊口他在南京市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

一天，有个日本鬼子少尉军官，拿了两个120樱花牌胶卷，来到华东照相馆，要求罗瑾所在的照相馆为他冲印照片，当时罗瑾他们收下交卷后，让日军三天后来取。

南京沦陷后日军在施暴的同时，也有一些丧心病狂日本军官，为了彰显获胜的喜悦和展示自己的武力，在上级纵容下让摄影师在屠杀现场拍照留念，企图留作日军“武运长久”的纪念。

在冲洗照片暗房的里被冲洗的照片渐渐显现，罗瑾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画面。据罗瑾后人回忆道“父亲说，那些照片里，刺刀挑起的婴儿、被捆绑的青壮年跪成一排、日军站在尸体堆前狞笑，还有一些不堪入目的暴行。”

日军为了控制舆论设立了严苛的审查制度，只要盖上不许可章那么该信息就不允许发出来

面对这一情况罗瑾做出了一个大胆和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决定——他偷偷地背着日军多冲洗了30多张照片，并从中精选16张照片，制作成一本特殊的相册。

相册在制作过程中，封面右上角有个大大的“耻”字，“耻”字下方是一个问号。封面右下角是一把匕首，刀尖泛红，左上角则是2颗叠压着的心形图案，下方还画了5滴血。

后来这16张血证照片被编号为“京字第一号证据”成为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1940年，罗瑾为了生计离开了华东照相馆，进入南京伪政府开办的毗卢寺的交通电讯集训队学习。他将这本相册从华东照相馆带到集训队，为了安全起见他将相册藏在宿舍床板下，让相册一直在视线范围内。1941年初的一天，伪宪兵突然要来寺内进行大清查。罗瑾情急之下把相册藏在毗卢寺厕所砖墙洞穴里，并用泥浆糊上掩盖住，然后每天数次去检查相册是否还在。然而，几天后，他发现相册不翼而飞。他吓得魂飞胆颤，因为这本相册上盖有罗瑾的私章，如果被日军发现，必将招来杀身之祸。为了保命罗瑾逃离了南京，此后辗转多地躲避直到战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罗瑾跟随儿子去了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定居，在县城里开了一家“上海照相馆”。

吴连凯

那么这件重要的相册去了那里呢？它被与罗瑾一同在毗卢寺参加交通电讯集训队培训的同学吴连凯无意间发现，当时吴连凯意外从草丛里看到一本小册子。他捡起一看，竟然是一本日本兵屠杀、侮辱中国人的相册。他猜测可能是其他人从厕所的墙缝中发现，看见其中的照片后害怕了，便把它扔在草丛里。拿到相册后吴连凯心中只有这一个念头：“这是罪证，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为了保险起见，他把相册藏在寺庙里的一尊坐佛的底座的裂缝里。此后，吴连凯每天夜里站岗或上厕所时，总要偷偷去确认相册是否还在。集训结束离开毗卢寺后，吴连凯将相册藏在他随身携带的小皮箱最底层，也将秘密深埋心底。

1946年10月，抗战结束后时年22岁的吴连凯已改名为吴旋。他看到全城贴满南京市政府号召检举揭发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的布告，于是，他便将那本尘封已久的相册交给了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并提交了一份“为呈献南京大屠杀案敌寇罪行照片事”呈文。这本被罗瑾、吴旋接力保护的相册后来被编号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

犯人谷寿夫执行死刑现场

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主犯、原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开庭公审，这16张血证照片成为有利的重要历史证据在审判庭上出具。同年3月10日，该军事法庭判处乙级战犯谷寿夫死刑，于4月26日上午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罪恶滔天的凶手得到了他应有的代价。

如今往事如烟，但是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忘记，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落后敌人就会卷土重来。